──側寫打工子弟學校
「現在也差不多到了學校下課的時間，我們就一起走去學校吧。」整個人帶著平靜的氛圍的打工藝術團團長與同心實驗學校校長孫恆，慢慢的說著，帶著我們走出「打工博物館」。他走在前面，穩定的步伐快得幾乎讓我們跟不上，不時得避開各種障礙物，也得小心腳下鬆軟的泥土地。
黃土與紅磚的皮村
我們在那天中午左右到了皮村，一個在北京朝陽區金盞鄉，原本是農村的小村莊。因為北京市過快的擴張速度，城區的高樓大廈已經蔓延到了不遠的地方。這裡聚居了來自全國各地來的打工者，住在本地村民原先留下來的房子或者急就章的土磚房裡，因為這裡的房租比較便宜。打工者就近在附近的建築工地工作、去遠一點的地方打零工、或者在皮村開間小店賣賣東西，掙錢營生。就如同所有中國大陸城市的「城中村」，皮村並不「特別」。相較於「轉過光鮮亮麗的街角就是破敗的村子」的刻板形象，這種「並不特別」的印象，反而讓我感到特別震撼。
離約定的時間還早，我們在皮村的大街上下車之後，四處轉了轉，找地方吃午餐。我沒有發現這個市集就是農民工的市集，這條熱鬧得很的街就是皮村的「村中心」。我以為農民工是什麼都沒有的，在這裡雖然是客居，他們還是有很多──有賣小孩衣服的地方、有賣零食玩具日用品的、各種食堂、澡堂……。雖然這也是另外一種歧視性的語言，但是直到我走進來，我才發現打工者和其他人沒有想像中的「差這麼多」。他們也是在盡他們全力的狀況下過好生活，與我們並無二致。
街上的小孩很多，被母親們帶著，穿著厚重的衣物。晃進某個大賣場時，看到幾個大媽逗小孩，咯咯的笑聲在大賣場裡共鳴著，孩子的母親又得意又開心。有個同學餓了，向路邊的小販買地瓜，又大又便宜的地瓜，發出陣陣的香味。
在現實的夾縫中
中國有兩億多離開家鄉的農民工，為了賺錢在城市打工，就住在像皮村這樣的村莊裡。打工者結婚生子之後，孩子仍然是農村戶口，在中國大陸的戶口制度下，沒辦法享受各種社會福利資源。在北京就讀需要繳交借讀費，昂貴的費用讓他們無力負擔，只得讓孩子在家鄉的學校就讀，或者就不上學了。農民工子弟就學的問題存在已久，但政府至今為止還沒有拿出完整的配套措施，這些無法受教育的孩子，只好徘徊在市區學校的大門之外。
農民工子弟學校不是全然理想的存在。在政府不管的情況下，想讓自己孩子受教育的家長、想開學校為自己掙點飯錢的老師、或者純粹為了理想辦學的人士，各自有各自想法的人，在城市邊緣為這些孩子辦起了一家家學校。正如農民工自己處境的困難一樣，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條件多半不好，借用廢棄的工廠、學校或空房，整理成校舍，再安上課桌椅和黑板，就可以開始上課了。學校的運作是十分困難的，所有的農民工子弟學校都是民辦的，必須自己籌措資金、尋找人脈，還要和當地政府打好關係，並且維持一定的教學品質。貧困的農民工無法按時繳交學費，就更增加了學校營運的難度。
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老師多半也是條件不那麼好的，可能是找不到正式學校的教職，或是根本沒有教師執照。在這樣的結構中，學生好不容易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但是與城市的孩子比起來，教育的「質量」相差很大。一個打工子弟學校很難得有音樂、體育、自然、英語等課程的專業師資，又由於師資的缺乏，一人兼任多科教師的情況時常出現，對於任教的老師來說負擔十分沉重。學校老師與學生兩方面的流動性也是造成教學重重困難的原因之一，這些「打工子弟」必須跟著自己的父母的工作遷移，一年中可能換了十幾種制服。頻繁的流動對教學品質自然大有影響，而不只是學生，在打工子弟學校任教的老師，也同樣在一學期一學期、一年年的流動。每一間學校的勞動條件不同，給的薪資也不同，加上沒有社會保險，在打工子弟學校任教其實是件苦差事，總是得騎驢找馬尋找別的工作。
孫恆，與理想
早些時候在打工博物館，孫恆跟我們說他自己的故事。孫恆來自河南開封，在大學唸了兩年音樂教育，隨後在當地的中學當過一陣子音樂老師。但是面對九○年代國企私有化的浪潮，看著父母接連「下崗」，喜歡搖滾樂的他不知道該怎麼訴說自己心中的苦悶。二十幾歲的孫恆不知道要怎麼反抗這個世界，父母希望他有份穩定的工作，但是在嘗試著這麼做的幾年中，孫恆感到十分痛苦。
「像是人格分裂了一樣，白天是一個人，到了晚上是另外一個人。」
雖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孫恆踏上一邊打工一邊流浪演唱的音樂旅程。在那之前孫恆只是像所有歌手一樣寫關於自己的歌，自己的苦悶、煩躁、憂鬱；但是隨著旅程的展開，他發現世界比他想得更開闊。
教育制度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