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寫打工子弟學校

「現在也差不多到了學校下課的時間,我們就一起走去學校吧。」整個人帶著平靜的氛圍的打工藝術團團長與同心實驗學校校長孫恆,慢慢的說著,帶著我們走出「打工博物館」。他走在前面,穩定的步伐快得幾乎讓我們跟不上,不時得避開各種障礙物,也得小心腳下鬆軟的泥土地。

 

黃土與紅磚的皮村

 

我們在那天中午左右到了皮村,一個在北京朝陽區金盞鄉,原本是農村的小村莊。因為北京市過快的擴張速度,城區的高樓大廈已經蔓延到了不遠的地方。這裡聚居了來自全國各地來的打工者,住在本地村民原先留下來的房子或者急就章的土磚房裡,因為這裡的房租比較便宜。打工者就近在附近的建築工地工作、去遠一點的地方打零工、或者在皮村開間小店賣賣東西,掙錢營生。就如同所有中國大陸城市的「城中村」,皮村並不「特別」。相較於「轉過光鮮亮麗的街角就是破敗的村子」的刻板形象,這種「並不特別」的印象,反而讓我感到特別震撼。

離約定的時間還早,我們在皮村的大街上下車之後,四處轉了轉,找地方吃午餐。我沒有發現這個市集就是農民工的市集,這條熱鬧得很的街就是皮村的「村中心」。我以為農民工是什麼都沒有的,在這裡雖然是客居,他們還是有很多──有賣小孩衣服的地方、有賣零食玩具日用品的、各種食堂、澡堂……。雖然這也是另外一種歧視性的語言,但是直到我走進來,我才發現打工者和其他人沒有想像中的「差這麼多」。他們也是在盡他們全力的狀況下過好生活,與我們並無二致。

街上的小孩很多,被母親們帶著,穿著厚重的衣物。晃進某個大賣場時,看到幾個大媽逗小孩,咯咯的笑聲在大賣場裡共鳴著,孩子的母親又得意又開心。有個同學餓了,向路邊的小販買地瓜,又大又便宜的地瓜,發出陣陣的香味。

 

在現實的夾縫中

 

中國有兩億多離開家鄉的農民工,為了賺錢在城市打工,就住在像皮村這樣的村莊裡。打工者結婚生子之後,孩子仍然是農村戶口,在中國大陸的戶口制度下,沒辦法享受各種社會福利資源。在北京就讀需要繳交借讀費,昂貴的費用讓他們無力負擔,只得讓孩子在家鄉的學校就讀,或者就不上學了。農民工子弟就學的問題存在已久,但政府至今為止還沒有拿出完整的配套措施,這些無法受教育的孩子,只好徘徊在市區學校的大門之外。

農民工子弟學校不是全然理想的存在。在政府不管的情況下,想讓自己孩子受教育的家長、想開學校為自己掙點飯錢的老師、或者純粹為了理想辦學的人士,各自有各自想法的人,在城市邊緣為這些孩子辦起了一家家學校。正如農民工自己處境的困難一樣,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條件多半不好,借用廢棄的工廠、學校或空房,整理成校舍,再安上課桌椅和黑板,就可以開始上課了。學校的運作是十分困難的,所有的農民工子弟學校都是民辦的,必須自己籌措資金、尋找人脈,還要和當地政府打好關係,並且維持一定的教學品質。貧困的農民工無法按時繳交學費,就更增加了學校營運的難度。

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老師多半也是條件不那麼好的,可能是找不到正式學校的教職,或是根本沒有教師執照。在這樣的結構中,學生好不容易獲得受教育的機會,但是與城市的孩子比起來,教育的「質量」相差很大。一個打工子弟學校很難得有音樂、體育、自然、英語等課程的專業師資,又由於師資的缺乏,一人兼任多科教師的情況時常出現,對於任教的老師來說負擔十分沉重。學校老師與學生兩方面的流動性也是造成教學重重困難的原因之一,這些「打工子弟」必須跟著自己的父母的工作遷移,一年中可能換了十幾種制服。頻繁的流動對教學品質自然大有影響,而不只是學生,在打工子弟學校任教的老師,也同樣在一學期一學期、一年年的流動。每一間學校的勞動條件不同,給的薪資也不同,加上沒有社會保險,在打工子弟學校任教其實是件苦差事,總是得騎驢找馬尋找別的工作。

 

孫恆,與理想

 

早些時候在打工博物館,孫恆跟我們說他自己的故事。孫恆來自河南開封,在大學唸了兩年音樂教育,隨後在當地的中學當過一陣子音樂老師。但是面對九○年代國企私有化的浪潮,看著父母接連「下崗」,喜歡搖滾樂的他不知道該怎麼訴說自己心中的苦悶。二十幾歲的孫恆不知道要怎麼反抗這個世界,父母希望他有份穩定的工作,但是在嘗試著這麼做的幾年中,孫恆感到十分痛苦。

「像是人格分裂了一樣,白天是一個人,到了晚上是另外一個人。」

雖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孫恆踏上一邊打工一邊流浪演唱的音樂旅程。在那之前孫恆只是像所有歌手一樣寫關於自己的歌,自己的苦悶、煩躁、憂鬱;但是隨著旅程的展開,他發現世界比他想得更開闊。

「我開始寫一些有關打工者的歌,我唱歌給他們聽,他們喜歡我的歌。那個時候我才真正覺得自己有點用處。」

從自己寫歌、唱歌給別人聽,後來在學校教小孩唱歌,接著藉他們的「打工青年藝術團」唱片大賣的機會,孫恆籌錢組了一個自己的組織,一個屬於打工者的「家」。

「天下打工是一家。」孫恆說。

在皮村以同心實驗學校、打工青年藝術團、同心互惠回收網等組織為核心,一步步的想建立屬於打工者的、可以安心的家園。和別的打工子弟學校有所不同,同心實驗學校因為有依些累積起來的社會資源和人脈,相較之下情況比較穩定。有外來的資金援助,也有藉由販賣二手衣物等社會企業的模式籌得的資金。孫恆不覺得他們在做「公益事業」,他只覺得那是該做的事。

 

仍然是「學校」

 

走進同心實驗學校,雖然氛圍不同,但還是可以看得到這是一所治學嚴謹的學校。老舊工廠的廠房被隔成學校的形式,掛了年級排,牆上掛著登記整潔秩序的黑板。應該是操場的地方是一片整理過的水泥地,我們去的時候正好遇上課後體操時間,廣播裡傳來爆音的音樂聲,小孩子們在操場上跟著老師擺動身體。孩子們臉上都帶著很有精神的笑,穿著各種顏色的保暖外套。

我們走進孫恆為我們安排的座談場地──學校的圖書館,等待下課休息的老師們。圖書館裡擺著各式各樣的舊童書,中間有一圈老舊課桌椅圍成的閱讀區,燈光不是很足,但已經是個不錯的圖書館了。

校長向我們介紹學校的運作,在資金方面雖然有別的基金會的金援,但是還是有很多困難。在這幾年的嘗試之中,他們發展出徵募二手衣物再整理販售的小型社會企業來幫忙資金的問題,長期目標是希望可以不要靠外援而把學校撐起來。為了住比較遠、或家長比較晚下班的學生,學校裡也有食堂、晚自習和住校的安排,讓大家可以在比較安心的環境裡好好學習。「學校的主體是學生」,在這裡可以很清楚的感覺到這一點。相較於體制內學校必須受困於行政官僚系統,同心實驗學校更注意學生們怎麼在學校裡生活、學習的。

「我們更希望讓他們在學校的時間學會好好『做人』,留下對學校的好印象,以後有機會願意繼續升學。」校長語重心長的說。

 

離開之前,再多上幾堂課

 

孫恆說,他希望他們不是在「招聘員工」,而是用「培養」的,從大學生志願者開始,找一些願意一起做事的人。和他們有著同樣的理想和夢的人。他也知道打工子弟學校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缺乏優良教師,但是他們想從志願者招募開始,用理想的力量來克服這個問題。

幾位老師中最資深的劉靜和我們分享她的故事,她來到這裡教書已經三年,一開始就是因為自己想做老師,她自己也是正規的師範學院畢業的。雖然不是在政府辦的學校裡教書,自己的生活條件比較差一點,但是劉靜說:「孩子們都一樣可愛。」在河北省農村長大的她,對在打工子弟學校教書其實有些心理和現實的衝突,畢竟公立學校教師的薪水是這裡的三到四倍,在這裡工作負擔可能還重一些。劉靜說她每天早上七點鐘到校,七點四十進班,七點五十到八點五十有一個小時的早讀;接下來一整天有三堂課程、一堂自習加上二十分鐘的課外活動時間。中午有四十分鐘的休息吃飯時間,以及半個小時的午休。一整天的課程結束之後大約是下午四點,在這之後她才能開始「備課」,(一般學校老師會用空堂,但是這裡老師不足,沒有空堂)和大家一起吃晚餐、把該處理的事情處理完畢,已是星光點點的七點多了。同心實驗學校提供教師宿舍,但只有很基本的設備,加上附近沒有北京市區的物質消費,整體來說是簡單而刻苦的生活。

把自己班上的孩子從四年級帶到現在六年級快畢業,劉靜說,其實只有其中十個人左右,是一直跟著她上課的,其他人因為各種因素轉學或去別的地方了,然後一直不斷有新同學加入。學生的流動讓她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和孩子溝通,教學的進度總是幽靈一樣盤旋在課堂之中,但是她覺得這些教學經驗都太珍貴了。

「我很捨不得他們,最近甚至在想,是不是把他們教畢業,我就不要再教書了?去做點別的工作。」

同心實驗學校其實也快要「畢業」了,隨著北京市的擴張,從2005年設立至今已經五年的同心實驗學校,過幾年可能就要面臨被拆遷的命運了。正如其他城市邊緣的城中村的命運,皮村也即將消失,成為北京某一個街區。

不斷膨脹的北京市,正一步步的吞噬周圍的城鎮、村莊,吞噬從農村來的勞動力,吐成表面上看到的繁華。沒有人管農民工要去哪,沒有人管農民工的小孩要去哪,少數的願意付出自己一點的老師們也要離開了。在離開之前再多上幾堂課吧。

 

相關連結

皮村同心實驗學校

新工人藝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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